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现在天下已经乱了，墨家加快了天下的混乱程度，原本的统治手段已然不能照例统治下去了。
民众一旦开始觉醒，一旦开始接受索要他们应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泗上的那些诸侯国就是个例子：最终亡了国、亡了社稷、亡了宗庙。
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近在咫尺，郑君乙听近臣这么一说，怎能不紧张？
况于，郑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根本没法再守下去了。
墨家虽然在组织弭兵会和非攻盟约，可是附加的条件太过苛刻，要实行各种变革，这是郑君和驷氏都不可能答应的。
按这近臣所言，民众抵抗的越激烈，其实他就越能把郑国卖个好价钱。
抵抗一个月，便可以卖个五十里之君，做个附庸。
抵抗两个月，便可以卖个百里之君，甚至会有一座城邑沿承郑国祭祀。
若是抵抗的更久，这个卖价就越高。
郑国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驷氏的，所以若是能够抵抗的更久一些，说不定真的可以卖个高价。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投降魏韩是不可能接受的，反而很可能用他的人头邀买人心，以证大义。
这种心思，二十年前的商丘之变中不会产生。
一则是那时候尚无前鉴，旧的统治者们没有接触过新的“造反”方式，毕竟融合了各种经验的适面对的是连“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宗教式起义都没接触过的贵族君臣，更遑论更后世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有着简单纲领的起义。
没有经验，便不知道其中的可怕。
二则，就是时势易也。
昔年墨家示弱，需要利用贵族和贵族的矛盾、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想办法壮大自己，那时候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和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壮大自己。
现如今，墨家拥有泗上，已跻身为天下诸国之强雄，五年前菏泽会盟、禽子去世之后，墨家的獠牙就已经露了出来，反贵族反君主，根本不再如当年弱小的时候借力打力。
这就使得这几年各国诸侯贵族对于墨家的警惕越来越高，但却又无可奈何，除非各国君主贵族能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否则实在是难以奈何。
时势一变，主次矛盾也变了，君主们尤其是小国的君主们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开始恐惧于民众的力量。
恍然间，郑君又听近臣说了最后一番话，一番让他彻底坚定了卖国之心的话。
“君上，不久前宋国政变，魏楚韩相战三百年，依旧能够为了防墨而会盟。”
“如今您如果借用民众的力量，亲近于墨家，又怎么能够被魏楚韩所容？”
“就算胜了，驷氏岂肯放弃手中的权力？到时候他们便先要对付您。”
“就算胜了，民众的力量崛起，可这里距离泗上太远，却在魏韩楚包夹之中，就算是您一切都顺从墨家的意思，变革制度、制定大宪，可魏楚韩必要除之而后快，郑国夹于魏韩之间，如何抵御？”
“现在魏韩攻打您，不过是为了利益，土地、人口、财富，这还是可以谈的，只要守卫的住，至少可以做个封君。”
“可若是您过于亲墨，以至于这里效仿宋国制度，那么魏韩必然是不能接受的，将来魏韩攻打您，那可就是为了大义，届时您不但封君做不成，只怕还要被处死……”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届时我只怕这句话便是对您说的啊。”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这句话就是以儆效尤的原来，出于郑伯，又只怕将来再应于郑伯。
郑君乙已然明白，当初墨家来到郑国，郑君设想的是依靠墨家帮着改善一下城防，他明白郑国国力衰弱，也根本没想过要独自对抗韩国。
昔年驷子阳有壮志雄心，那是因为那时候郑国尚且还有和韩国对攻的力量，如今一分为三，魏韩已得其二，这时候便是驷子阳复生也不敢做这样的幻想。
墨家前来郑君欢迎的本意，就是改善新郑防御，能够做到韩国入侵坚守一个月以待魏楚介入，根本没想着什么富国强兵自力更生，那不现实。
谁曾想这一次魏韩合力攻郑，使得局面一下子超出了他的设想，之前慌乱之际答允了墨家的条件，现在想来已经是隐隐后怕。
近臣再这样一劝，他的头脑也清醒冷静下来，心中暗道：“若非此人，吾其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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