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城中。
几辆马车拉着丝绸、铜钱、金子之类的贵重物品，在一队士卒的护送下来到了城内墨家计划要日夜不停修筑起一道新城防的地方。
城外的炮声还在继续，但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魏韩联军才刚刚开始填沟渠，厚厚的城墙基座至少还能够在魏韩联军的简陋铜炮下支撑个六七天。
新郑城很大，大到原本历史上韩国建设成都城后，整个城墙的周长有四十五华里，严重地僭越。
只不过韩国大兴土木扩修新郑的时候，周天子已经没人在乎了，那时候自然可以逾越规矩——四十五华里，不管怎么打擦边球，也不可能每个城墙的边长小于九里。
此时的新郑要小于后来的韩国都城，但依旧周长二十余里，城中有菜地园圃之类的场所，农业人口还是占据多数。
空地当然不少，可是要修建新的城防，选择的位置就不能靠原本的城墙太近，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划。
那些装着郑君财物的马车，就是来支付给这些将要被拆除房屋的郑人的。
在新郑明面活动的墨者都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除了在一线守城的民众，在魏韩火炮袭击的方向，先将民众编为了什伍。
好在编制什伍这是有基础的。
当年子产变法之后就曾编制国，郑幽公死于韩人之手后郑韩交战了几十年，基层组织军事化虽然不可能普及到整个郑国，但在郑国的都城还是可以做到一些。
后世秦墨入秦之后，秦国守城的法律严苛到三军为“壮男一军、壮女一军、老弱一军”，墨家的组织术一直是秉持着全面战争全民参与的态度的，如今若是真的想要守住新郑一段时间，也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
新郑的民众对于国君和驷氏不信任，但对墨家足够信任，所以墨家可以很容易充当一下王公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桥梁。
几车财物运来后，便将组织起来的民众叫在一起，备说了一下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重要性。
民众也知道，若是王公贵族们打仗，真的要拆屋便直接就拆了，哪里还用得着与主券书之照价赔偿。
徐弱也知道这种事需要先从王公贵族那里下手，才能够使民众信服，因而这一处关键地段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起点，就是从一名贵族的宅院那开始的。
墨家也没有讲太多的客气，带着有调动城中除了贵族私卒之外一切力量的权力的璜符，直接拆除了一处贵族的庭院。
那贵族的家人隶子弟家臣倒是想要反抗拒绝，但被成组织、有背书的郑君和驷氏做后台的墨家带人强拆了。
郑国经济发达，也是最早产生了民间讼师律师的国度，还发生过民家法代替刑鼎官方法的事，找出一个能够估价的人并不难。
粗估了一下房屋的造价就直接拆掉，木料土石要么用来作为修补城墙的材料，要么就直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这和后世商鞅立木差不多的套路，民众对王公贵族和政府缺乏最基本信任的时候，就只能用民众认为最高不可攀的那些人先动手。
商鞅动的是秦国政府说话不算话的手；徐弱等人动的是郑国贵族的手。
在获取了基本的信任后，墨家便开始了最擅长的煽动和鼓动。
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不是民众和墨者之间的，因为这两方之前就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墨家经常做一些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的举动，这是最省钱最省力却又偏偏最形容吸纳人心的办法——若如泗上那样翻天覆地的改变，需要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太多，天下能养一个泗上，却养不起别的地方如泗上一样。
然而即便巧舌如簧，即便民众对墨家有着足够的信任，可宣扬的效果并不好。
甚至不是不好，而是极差，应者寥寥。
徐弱和几个墨者在后面简单了开个会，一名有着口才和能够宣传的墨者摇头道：“太难了，畏首畏尾，和贵族合作守城，这根本就没法宣扬，更没法让民众尽力。”
“咱们在泗上的政策不能说，这是咱们在外活动的规矩，那这还怎么宣传吗？我实在找不出能够让民众效死而战的说辞。”
徐弱也听了刚才的宣传，民众真的是一点都不上心。
他倒是清楚，不是郑国的民众不行，而是墨家和郑国王公贵族统战合作，那有些东西就不能说。
最根本的东西不能说，凭什么把民众发动起来？
最根本的东西不能说，在民众看来贵族之间打来打去那不就是在争权夺利，赢了和他们没关系，输了说不定还更好……
郑国的情况很特殊。
譬如在郑国要求死战的，那是驷氏一族，他们家族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上新郑的大半。
这些年不断和韩国交战，民众饱受其苦。
不是说战死沙场的苦，死就死了，两眼一闭，也就那么回事。
真正的苦难是不死的情况下怎么活下去。
譬如城中的农夫，当年子产变法之后，不少人是有了自己的私产私田的，等到铁器和新作物新技术传过来后，如果一切正常，他们的日子会过得不错。
比如原来只能用骨器、木器、石器来耕种，也没有垄作，也没有新作物，郑国的民众至少还能够活下去。
在原本的物质基础上能够活下去，一旦生产技术有了一个跨域式的发展，那显然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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