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府，大理寺。
宋谊交了这一日的差，正往衙门外走，忽听得身后有人唉声叹气，回身去看，身后垂头丧气慢腾腾地走出来的是他的同僚，大理评事韩岑。
这韩岑比宋谊大十余岁，是因善断案从地方升上来的官员，比宋谊早一年进大理寺。
在大理寺中宋谊与此人辈分最为相近，因此入职半月余，宋谊与他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此时见他精神不振，宋谊笑问道：“玉成兄这是怎么了？”
韩岑与他潦草一拱手，苦着脸道：“被罚了仨月薪俸。”
宋谊怔了怔：“那桩无尸案，御史台有定论了？”
韩岑点了点头，又摇头苦笑道：“御史台驳了我们大理寺和刑部拟的判决，反而同意孙大人的意见，认为被告是罪证确凿的故意杀人，且连杀五人，情形恶劣，当判死刑。”
二人说的是最近由宣州知州上报奏裁的一桩案件，这案件的案情相当简单：宣州当地有个百姓，与人结伙偷了当地一个地主窖藏的钱财，这地主发现后，便指示家中手下杀死了那一伙盗贼共计五人，并抛尸河中。从呈上来的案卷材料看，除了尸体没有打捞到，这地主杀人的其余罪证都相当确凿，按大韶律例，当处以斩首，但由于没有尸检程序，地方官以为仅凭口供与人证无法判罪，因此上报大理寺，请皇帝裁决。[注1]
大理寺和刑部便一起为皇帝拟了判决：两个手下判脊杖并流放三千里，而地主免除死罪，判脊杖并刺配琼州。
然而这道判决呈上后，却被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孙近给驳回了。
于是皇帝又下诏叫御史台看详，复审此案。
这期间，大理寺、刑部几位官员和中书舍人孙近在皇帝跟前对着这桩无尸案的判决争论不休，大理寺衙门里亦是闹得沸沸扬扬，宋谊于是零零碎碎从同僚口里听了不少关于此案的争论。
光是大理寺衙门里，关于这几个凶手是不是要判死刑，就分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凶手乃是证据确凿的故意杀人，难逃死罪；另一派则觉得缺少尸检，无法认定那五个人当真就死了，无法排除那几个顺河故意逃窜伪造死亡，因此当留一线机会，不能判凶手死罪。
此类争论在大理寺衙门里实属寻常。
地方递到大理寺来的很多疑案，定罪不难，难的是量刑。大理寺断丞以下的官员，衙门里的几个司直、评事，平日在衙署中，最为平常的工作便是对着浩如烟海的卷帙，翻看大韶律例条陈，根据案情细节，核对地方的判决是否恰当合理，如有不当便要重新草拟，再交由寺正和少卿复审判决。
宋谊来大理寺报道的第一天，韩岑便同他开过玩笑：“状元郎，咱们这大理寺亦多的是书给你看，多的是文要你写的，与那翰林院相比，不惶多让的。”
幸而宋谊心细性静，处理此类文书工作，原本就得心应手。这两日他开始独立复核地方案件，交到大理寺少卿那里总结案情的判牍，也都得了“文采斐然，语义昭彰，入情入理”的评价，再加上他今科状元和宋谌内侄的双重身份，在衙门中本来就被人高看一头，衙门里的人都觉得以此人能力在大理评事任上绝不会久留。
宋谊此时陪着韩岑慢吞吞地往外走，边问道：“然而我朝对死不见尸的案件，判决历来相当保守审慎。所谓‘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死无对证之案，以往为防造成冤假错案，多半往轻了判的。”
韩岑叹息道：“谁说不是呢？驳回诏书的孙大人先前在浙东路提点刑狱司时，办理过一桩类似案件。”
宋谊微一凝眉，韩岑说的那案例在无尸案的量刑定罪中相当有名，可以说是影响了后来许多类似案件的判决。那桩案件中凶手是为了“捕盗”而杀死了盗贼及其妻子，而孙近当时判下，这凶手因与死者别无私仇，免除一死。
宋谊道：“玉成兄与断丞大人拟定的决议，正是参考了孙大人当时办的案子罢？故而只是判了那三人脊杖和刺配。”
“这且不论了，因判决失误罚俸三月也且不论——”二人此时走在京兆府大街上，韩岑忽然停下脚步，满面萧索地仰头看着头顶的嫣红晚霞，“可惜是，少卿大人原本要带着我出外查一桩要案，因这一桩公罪，今日也同我说不须我去了。”
宋谊脚步一停，他回首去看韩岑：“玉成兄说的那案子，可是在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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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尸案案例为南宋真实案例，载于《文献通考 · 刑考》，细节解读参考郭建《中国古典名著的法眼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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