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提过，这福王朱常洵乃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宠爱的儿子，泰昌帝朱常洛的弟弟，天启皇帝朱由校和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亲叔叔。当年若不是群臣们的力保，朱翊钧险些就干出了废长立幼的事情。
福王的封地在洛阳，光是起造府邸，就花了28万两银子，是常规的10倍，万历皇帝对其的偏宠可见一斑。
按照规定，藩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到封地就藩，可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却舍不得，一直将福王留在身边不放。
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首辅叶向高上疏力争请求福王就藩，神宗总算答应第二年春天进行，结果到时候却又失信了，给出的答复是亲王就藩按照祖制是在春天，今年已经过期了，等明年春天再说吧。理由虽然充分，但已经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了。
于是福王就提出了条件，请拨巨额田庄，狮子大张口，一下就要4万顷！
叶向高据理力争，言道“各省的田地，大的郡府才有四万顷，少的郡府只有一二万顷。从太祖开始以来，封国不少，如果每个亲王都割一大郡的田地，天下田土已经割完，非但老百姓没有田，连朝廷也没有地了。如果田亩够了才能成行，则要等到那一天就藩？福王奏称祖制，祖训中有吗？会典中有吗？历朝的功令中有吗？”
郑贵妃很不高兴，可是又辩驳不过群臣，只得同意让福王就藩，但提出的条件仍然十分苛刻。
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但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王府。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王府。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王府。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明朝的盐法是这样的：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
“引”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四百斤。
福王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事实上还远不止此数，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开中法”。
那个时代的交通运输还很不发达，所以边境的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因此明朝官营食盐有一个“开中法”，就是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其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简单地说，也就是盐商帮助国家向边境运粮，然后才能获得销售食盐的许可证。
明朝产盐的主要地区有六个，运销地区都有明确的规定。洛阳一带行销河东，即山西的解盐。而福王的盐是两淮的盐，因为淮盐品质最好，所以盐价也较贵。福王把淮盐运了来，在洛阳开起了盐店。为了让老百姓只买他的盐，他特意奏请洛阳改食淮盐，而则淮盐只有“福记”的盐店才有。仅仅这一项，福王就足以赚得盆满钵满了。
可这一来解盐就少了个大市场，既无销路，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到只给解盐盐引的边境粮仓缴粮，于是边饷随之支绌。为此户部和兵部奏请将福王府的盐改由河东支给，希望打开解盐滞销的局面，同时请求福王府不要与民争利。奏折到了万历皇帝那里，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理睬。
除此之外，福王在洛阳的生活也极尽奢华，整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光是嫖娼就花了30万两银子之巨。手下的宦官为了满足其贪欲，继续横征暴敛，肆意掠夺土地，并用严酷的手段管理这些劫掠来的田庄，可谓是民愤极大。河南百姓都纷纷传言，是万历皇帝耗尽天下财力养肥了福王。
历史上传说李自成在攻破了洛阳之后，在福王府烧杀抢掠了三日，并且用福王的肉与鹿肉一起炖了一大锅，起名为“福禄宴”，与手下众将士分食。
王锐对其他的藩王了解不多，却是知道福王的这些掌故，再加上他深悉朱由检兄弟俩与叔叔之间的恩怨，所以才提出了想先从福王下手的建议。
虽说泰昌帝朱常洛受气的时候朱由检还没有出生，但是他后来自是对那段经过了解得一清二楚，心中对福王又怎能没有一点芥蒂？因此听了王锐的建议，朱由检立刻有些心动起来。
只是福王毕竟是他的亲叔叔，朱由检眼下尽管已经下定了整饬藩王的决心，但却仍不得不小心谨慎。自从哥哥死后，福王这个叔叔已经是他在这世上最亲的亲人了，若是惩治其的罪名不能令天下信服，自己背上一个薄情寡义的名声也不是好玩的事情。
所以他思忖了片刻后，这才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削藩一事非同小可，虽说朕意已决，但仍需小心谨慎，除了你我二人之外，绝不可再令第三人知道！。此事就交与太傅全权负责，相信太傅绝不会令朕失望！”
王锐明白朱由检的心思，当下躬身应道：“皇上放心，臣晓得利害，必会将此事办得妥当便是！”
他们二人今天可说是指点江山、纵论天下，所谈论的无一不是关乎大明国运、前途的大计，尤其是最后一项的削藩更是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引起一场新的动荡、巨变，因此一切都还要细细打算，不可能立刻就风风火火地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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