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为了防止儿子们间发生争权夺位的斗争，更为了加强老朱家对各地方的统治和抵御外敌，先后将自己的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做了藩王。
建藩初期，各藩王、藩府拥有较大的权力。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
但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藩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藩王割据而威胁到中央集权。
待到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天下之后，他担心其他藩王也会学自己的所为，建文帝的悲剧会在自己或者儿孙的身上重演，因此更加加强了对各藩王的控制。
于是他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等等。
从此藩王们便失去了他们在朱元璋时代的权势，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为了寄生型贵族。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整日无所事事，于是这些皇子皇孙们往往荒靡无度，广娶嫔妃妻妾，繁育出了众多的龙子龙孙，造成了今日的这种局面。
而且因为天高皇帝远，无人能约束得了他们，以至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若是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大明的财政早晚会有供养不起这些寄生虫的那一天。
除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骇人听闻的土地兼并。
藩王们除了有赐田，更加利用自己的权势大肆侵占庄田，每个藩王所拥有田产动辄就在数万顷上下。
仅以四川为例，1605年时，根据四川巡抚的奏折，该省的可耕之地70%掌握在诸王和豪绅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万历朝时，属于皇室诸王的宗室田庄达到了接近50万顷，700多万亩，这个数字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
皇室宗亲自然是不用上税的，所以这当然极大损害了国家的岁入，而且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历史上也正是这些流民们推翻了明王朝！
朱元璋当初分封藩王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老朱家的统治，共同来“夹辅皇室”。可眼下这一制度却成了严重阻碍大明发展，甚至是导致朱氏天下衰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不得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
王锐深悉这些弊端所在，因此眼下这才郑重其是地向朱由检指了出来，并语出惊人地说出了削藩的建议。
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在先忽悠了朱由检一大通，令其大为高兴之后，才非常谨慎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尽管如此，这也属于非常冒险的了。皇家之事又岂是外人能轻易插口的？今日若不是王锐，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说出了适才那番话，即使不被当场治罪，事后也绝难落得个好下场。
王锐是趁着他和朱由检现在非同一般的感情，以及崇祯尚且年轻识浅，还未完全有主见之前的这个机会提起了这个话题，这样成功的可能会更大一些。若是等到朱由检年纪渐增，威权日盛，再想解决此事就要麻烦得多了。
果然，朱由检听到王锐说出了削藩二字，虽说是大吃了一惊，但却丝毫没有露出生气的神色。
他好一会的功夫才面前压下了震惊之色，皱眉盯着王锐说道：“太傅说得虽有道理，但是分封制乃是太祖爷定下的万世不变的祖训，朕怎可轻易改得？况且自成祖之后，各藩王已早无实权、兵权，朕又以何名目来削藩？削藩之后，这些宗室子弟又怎么办？他们不管怎么说也是朕的族人，朕总不能忍心看着先祖爷的骨血沦落为平民百姓吧？”
王锐闻言心里暗赞了一声，心说这小皇帝的确长进了不少，所说的几个问题都问在了要害之上。
宗室子弟是个大问题，可是想解决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若是仿照清朝那样将之全部迁到京师来严加管束，这10几万人要往哪里搁？非得将整个京师都搅个天翻地覆不可。
如果就地全都削去封爵的话，朱由检的感情那关就先难过得去。尽管宗室子弟良莠不齐，腐朽不堪者居多，可毕竟这都是他的族人，他又怎能忍心痛下黑手？而且此事定会遭到皇室宗族的一致反对，想要实行起来肯定是困难重重，弄不好还会引起极大的危机。
正是由于这些，所以尽管朱由检对王锐信任和佩服之极，仍是一下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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