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丧固然是群英汇聚的主要原因，但明显也不乏暗怀其他用心者，帝位传承、新旧交替，实在是适合投机，只要对政治还抱有想法。人多嘴杂，也就使得大行皇帝的丧礼，变成了一些人的政治表演秀，还没法责难，“忠正”之士表现对大行皇帝之追悼、怀念，这谁敢责怪，是何居心？
在整体悲伤的氛围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了，这就不仅局限于烂事极多的帝国上层权贵，还包括中下层百姓。国丧期间，不能饮酒，不能嫖娼，不能搞任何聚会性活动，犯了事罪加一等，不能结婚，甚至不能家里死了人也不能大办丧事，以免冲撞灵驾......
如此禁制，三五日自是应该，十天半月也勉强忍受，一旦逾月，那闲言碎语，晦气怨愤，就跟着跑出来了。
即便畏惧皇城司的密探、府衙的眼线，不敢诉诸于口，心里骂咧两句总是难免的。至于骂谁，除了朝廷官府、肉食权贵，还能有谁？
自然是有的，包括天家，包括已经在殡宫躺了两个月的大行皇帝。人心之变化，就仿佛当初梓宫还京，那几十万士民百姓追怀恸哭，哀声震天之景象，是虚假的一般......
不得不说，大汉的子民，是世间万族最勤劳，最淳朴，最宽容的，但同样，也是最无情，最健忘的。
当然，国丧期间一些苛刻乃至病态的禁制规定，新皇帝刘旸并非没有耳闻，也并非没有想法，只不过在当下他也不好贸然提出，更关键的，还是他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顾忌到这些细枝末节。
就如此时，听闻赵王刘昉回京的消息，刘旸顿时上了心，在过问其行程、日期之后，专门派遣卢国公赵明德西去迎接。赵明德，已故卢国公赵匡赞之子，赵王刘昉的大舅子。
对刘昉，刘旸倒也没有那么强的戒心，时至今日，他已继位，君臣之分彻底奠定，并不怕刘昉会威胁帝位。但实事求是地说，大行皇帝诸子，抛开一向安分守己的嫡次子燕公刘昭不谈，赵王刘昉也确实是对刘旸帝位威胁最大的人。
怡然不惧是一种态度与器宇，但能够正常平顺地度过这个关键阶段，也是刘旸所期望的。就连那些公卿贵族、文臣士子都能惹出那么多是非纷扰，何况是名望颇高、战功赫赫的赵王呢？即便刘旸相信，刘昉不会做出一些不智的事情，但是不得不防，谁也不知道大行皇帝驾崩给刘昉造成了怎样的刺激......
当然，真正让刘旸疑虑的，还是大行皇帝驾崩之前下的诏旨，不论如何解读，都透着一股不寻常。既然分封安西三国了，刘昉也在其列，为何又单独召他回京，所谓何事？
大行皇帝此举究竟是何用意，或许只有天知道了，但给新君与兄弟之间，多少留下了那么一丝尴尬.....
至于赵王刘昉，从金陵至碎叶有近万里的距离，与安西都督府是在六月底方才收到加急传达的分封诏书，以及召他还朝的旨意。
在大行皇帝的分封规划中，魏王刘旻毫无疑问享受到最丰厚的果实，碎叶、郭城、怛罗斯为核心包括珠海（伊塞克湖）盆地、白水城、讹答剌、达失干（塔什干）、康城（胡占德）在内的安西都督府精华地区，都被划给了安西国。
至于凉国公刘晔的康居国，则受封原黑汗国西南地区的拔汗那（费尔干纳）、乌兹根、西鞬三城，这三城所在谷地，虽然也是东西要道，但占地实在不广，人口因为当初灭国之战以及持续而残酷的治安战，几乎损失殆尽，如今正处于一种凋零落后的现状，需要极其漫长的恢复期。有鉴于此，大行皇帝又慷高昌道之慨，将在其东南方向的疏勒地区也划给了康居国。
疏勒，可一度是黑汗国都，早年被萨曼王朝欺负之时，正是凭此地发展翻盘，与于阗国的宗教战争也是以此地作为基地，过去的这些年，恢复得很不错。大行皇帝的这种分封法，老十三显然赚大了。
相比之下，刘昉的北庭国，就显得小气了，大行皇帝将原黑汗王朝东北地区封给他，境内都是些游牧蛮族，城池只有一座杨城（杨延昭千里奔袭所占乙寄乌骨城）虽有伊丽河流过，北方亦有达林库尔（巴尔喀什湖），但终究还是一片经济、文化落后，不曾开化的蛮夷之地。
这样的分配，显然不符合赵王刘昉在大汉帝国内部的地位，这似乎也能解释一部分大行皇帝将他召回朝廷的原因。而刘昉，显然也乐意，在分封之事上与刘旻、刘晔俩兄弟确认分割之后，便率领扈从东归。
原本是不急不缓的，一路查看安西、高昌之地的地理、民情、军事、政治，甚至还有闲心游山玩水。然而还未出高昌道辖境，所有的从容闲适都消失了，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终于扩散到大西北。
刘昉对他爹的感情，那是再深厚不过了，更重要的，比起他三个兄长各怀心思，刘昉却始终存一颗赤子之心，对大行皇帝也崇拜了几十年，可想而知，骤闻噩耗，他是怎样一种崩溃的心情，那几乎是一种信仰崩塌的绝望感。
策马扬鞭，飞驰东进，便是紧赶慢赶，极致地压缩休息时间，等刘昉回到洛阳，也已进入九月，属于赵王的风姿威仪、豪迈气度也不复存在。到了皇城，也不去拜见刘旸，而是直奔殡宫所在的千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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