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下，人们对于死人这样的事已然是见惯不惊。
被乱拳打死的儒生被抬走后，场面已经静了下来，但辩论也已经终止。
“道不同，不相谋。”
辩到这种地步，再辩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那儒生虽然被同门乱拳打死，但他的话还是被同门接受了一部分。
这不是百家学说竞逐于宫廷，希望得到君王中意的时代了，至少在泗上已经不是……因为泗上的“君王”有自己的道义，有自己的学说，更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学说接受别人的学说。
儒生们即将离开。
在场被那儒生死前痛骂的诸多学派的徒众们沉默不言，气氛有些沉闷。
墨家说，义即利也。
正如农家的义，代表着小农的利，那么别家的学说又代表着谁的利呢？
墨家又说，要一天下之义，那么将来天下之义，到底是哪个阶层的利呢？
假使人对自己的需求的追求就是人的本性，那么自己学派的义，又要以什么为主呢？
各个学派的主义，到底是站在哪边的？
儒生死前痛骂的话，将各个学派的义用最惨烈的、绕不开的人的需求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天下有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笑之。
按那儒生死前的癫狂痛斥，似乎各家学派都有自己的漏洞和倾向。
要么，认可人性的需求，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使得生产始终紧追人需求的增长。
要么，希望人人修心养性，依靠人的修心养性，弄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哪种需求是人应该有的；哪种需求是人不应该有的。
亦或者，两者结合。
没有第四条路可走。
许多人想，泗上的路，走的就一定对吗？
很多在场的别家学派的人心中有了疑惑，泗上墨家评断天下是否大利的标准，总结起来只是生产是否提升、天下的财富总和是否增加、大多数人是否得利、人口是否增加……
单从墨家的义来看，泗上做的很好。
可若以礼、以修身种种来看，泗上便做的很差。
而且很多其余学派的人觉得墨家做的实在有很多过分的地方，比如把太多血淋淋的现实和利益剥开一切外皮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包括那些他们认为愚昧的民众。
譬如有些根本不需要理由的东西，他们也非要找出理由。
就像是泗上不久前的制法中，就把抚养和赡养作为权力和义务，作为一种利益的交换。
这让很多学派的人觉得不舒服，孝是自然之理，为什么非要把这些东西和利益联系在一起呢？
利益、功利这些东西全都摆在了人的面前，人的需求被认定为人性，真要是这样，天下又该是怎么样的天下呢？
粮食的产量在增加、布匹的产量在增加、人人求利、人人为利而奔波，这就是如今的泗上。
可一些学派却觉得，墨家可以解决很多的现实的问题，却难以解决人的心性。
一些道家学派的人觉得，墨家在用“天下大利才能利自己”、“自己是天下人的一部分”这种利害关系来引导泗上民众的心态，在大的方向是可以使得天下富庶，但是却会让人的内心空虚以致丧失了自己，成为了利的奴隶。
按他们所想，修身养性是重要的。
知道雄强，持守雌柔，愿成为天下的沟壑；知道明亮，持守暗昧，愿成为天下的山谷。
人人都争先，独自甘愿居后，说承受天下的垢辱；人人都务实，独自甘愿守虚，不使敛藏所以处处显得有余，多如高山堆积。他立身行事，从容不迫，无为而嘲笑机巧；人人都求福，独自甘愿委曲求全，说姑且免于受罪。以深藏为根本，以俭约为纲纪，说坚硬的易于毁坏，锐利的易于挫折。常常宽容待物，从不侵削别人。
这样的心性，怕是很难在这个人人求利的泗上被人坚守。
泗上的风格也实在过于锐烈，只怕是过犹不及、月满而亏。
如果只是用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统一来教化民众，这要是将来这成为了天下的义，天下又有几人能够成为这种真性情的人呢？
这种真性情的人难以产生，人人求利，即便人人富庶，似乎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天下。
他们倒是明白墨家的意思，墨家称贵族为蠹虫，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做到宽容待物，也没有做到从不侵削别人。
而此时天下的多数人，尚且还没有修心养性的财物基础，连最基本的三患都尚未解决。
所以要用“求利之心”，使得每个没有资格修心养性的人，去反抗旧的一切，释放出他们被礼法压抑了数百年的需求之欲。
矫枉必过正，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天下人求利求更好的生活之心，才能让他们和墨家站在一起反抗整个旧世界。
可做完这些之后呢？
人人求利与天下大利，在此时是一个同义、平等、兼爱的制度，推翻等级制度和贵族分封礼法，这是一致的。
然而等到推翻之后，又该怎么样呢？
一个人人求利的天下，会是好的？还是坏的？亦或是混乱的？
到时候，诸夏万民，又会是变成什么样子？
是内敛、谦和、不累于物？
还是张扬、狂放、求利不止？
天下会乱？还是会治？
如今他们和墨家走的亲近，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想要达成天下大治，需要每个人都有修心养性的物质基础，在分封制天下战乱不休、民众被贵族盘剥没有结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奢求人人修心，所以墨家的以“求利为人性自然的追求”为口号的天下先大乱后大治是他们所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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