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金收兵的齐军只是这一波的进攻失败，重新收拢队伍还要继续。
将近两千人的尝试进攻，没有火炮的支援，就靠着杵盾短剑戈矛，用着二十年前就已经过时的攻城方式，冲击着最适合低劣黑火药时代的城防，后果可想而知。
哀嚎遍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装死卧在了这布满死亡的三百步之内。
躺在地上装死的司马长听着那些凄惨的齐语之音，叹气道：“这天下怕是要变了啊。二十年前打仗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跟着贵人，贵人的战车一冲，我们也不管敌人在哪，只要跟着战车跑过去就好。远了的话虽说有羽箭，可也不想现在一样，隔着三四百步就不知道被哪里落下的铁弹砸死。”
其实天下已经变了，不然这时候打仗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这个齐军司马长所谓的天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齐卒也道：“就看这个样子，想要攻下赢邑，要死好多人啊。”
司马长不屑地笑道：“攻下？哪里攻得下？你我不想死想回家，别人难道就不怕死不想回家？打到今日，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我们不过是在替公子午死就是了。我们要是不死，不击败墨家，他就得死。”
这简单的道理经过简单的描述，周围的人顿时发出一阵阵了然明悟的哦哦声。
这样简单的道理，可以被这些自小生活在村社的士卒所明白，再难的道理便不需要。
但并非是所有这些趴着装死的人，都只用这样的道理来诠释自己装死装的心安理得的行为。
譬如数百步外的另一侧，也有一个人在那装死，但他的身边只有自己，并没有其余的伙伴。
偶尔炮声响起的时候，他会悄悄抬头看看远处的动静，怅然道：“夫子言，天下万物，莫贵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若天下人人贵己贵生，又何来这战乱纷纷？”
“夫子学于杨子，杨子之学，方为真理。可叹墨家，却以为他们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天下，弄得天下烽火，倒也可笑。”
装死的这人说完，摇摇头，又回头看了看正在组织第二波进攻的齐军，骂道：“为一人之利，而损万人之生，桀纣之行也！田氏岂不亡矣？”
既是“天下万物莫过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那么战场上装死自然是心安理得。
临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学说在临淄传播外，杨朱的学说也在临淄大行其道。
此时天下，黄老五德与天人感应与儒家还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说完全难以融合生产力发展之下、诸侯纷争之世的时代。
几十年后孟轲曾言，天下之学不归于杨、便归于墨。
再之后也有人评价道：杨荡而不法，墨俭而废礼。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
说的都是这样一个事实：杨墨两家成为了天下的显学，逼得儒家辞而辟之。
尤其是伴随着墨家和杨朱学派之间的多次公开辩论，杨朱学派的信众反而越发的多，当然比起增加的数量还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乱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数百年礼法的压抑，终于出现了巨大的反弹，人***的曙光初现之时，必然会包含太多的极端。
自私、自利、贵己、贵生，这也是对抗封建礼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为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极端的肉欲、性、私利、自私、贪婪开启对抗黑暗封建礼法道德的曙光。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天下的思索。
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这种学说脱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杨朱所谓“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
也就是说，不要想着利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人不可能知晓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尧舜是为了利天下，而将天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天下就会富庶。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人的，天下怎么会贫穷？
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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