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理念，则是亲自学于墨家，又重新说给民众听的。
于是，沛邑自治、彭城贰都两件事，成为了司城皇一族与大尹等人所宣讲的最大区别。
民众们本身就欠着沛邑民众的情，对于沛邑自治一事，自然同意，而且在围城战中司城皇一族又在城墙，也算是得到了不少好感。
而彭城贰都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民众们觉得难以决断。
商丘的民众经历了今年这些事，再遇到什么难以决断的事情时，会理所当然地去询问墨家的宣义部，这些话是不是有道理。
这些话，宣义部看来当然有道理，因为这本身就是墨家炮制出来的想法，只是让司城皇一族说出来，逼的司城皇一族成为令尹之后不得不去做这件事，以此换取民众的信任。
宣义部和墨辩的区别就在于宣义部主要和民众打交道、讲道理，所以这件事最终民众还是要询问宣义部部首适。
而宣义部的部首适，正是贰都彭城计划的提出者。
于是，在几场大规模的宣传之后，民众们忽然觉得，原来司城皇一族做询政院令尹，似乎竟是排除掉墨家众人之外最好的选择。
民众们聚集在集市之中，适已经宣讲了许多次贰都彭城的意义，尽可能用最为贴近民众利益的说辞去讲诉。
至于说宗庙社稷之类，那倒是不需要和民众宣传，那是贵族们接受的理由。
本来这件事就有道理，而民众们此时又是信任墨家的巅峰时期，凡有不决之事必问宣义部，一时间民意汹汹，皇父臧做第一任庶民院推选的询政院令尹的呼声铺天盖地。
皇父钺翎自然也不会闲着，学习当年公子鲍，大肆散发粮食、钱财，来救济商丘城内的贫困之辈。
前者是为政变拉拢人心。
而此时皇父钺翎所做之事，则更像是贿选。
而他再贿选，还是达不到墨翟的威望，所幸墨翟是要退出的，于是几乎整个商丘都知道还未成立的询政院的第一任执政令尹会是谁。
宫室之内的宋公无可奈何，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司城皇约公室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如今民意汹汹，宋公所能做的只能是接受这个结果。
他没有别的选择，那场政变之中，墨家只是和稀泥调和，所以那是一场失败的政变，但却是一场大尹等贵族损失不大的政变。
于是宋公只能捏着鼻子，忍受司城皇上位为执政，甚至都不能和大尹等人弥合矛盾来压制皇父一族。
因为双方有仇，也因为公叔岑喜因为墨家的和稀泥，不但没死，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宋公，毕竟他也是公族。
兄终弟及本来也是商人的传统，即便周礼曾是天下唯一规矩的时候，宋国的兄弟之间即位的事也没少发生，而商丘百姓对于这种事又是认可的。
于是，按照“选天子”的理论，但又要不被天下周礼规矩反对，同时又打擦边球地利用宋人传统——宋公若薨，宋公之位出于公族，由询政院承认，方可继承。
这是墨家用来获取公族的公叔、公子等支持询政院成立的诱饵和条件，如此直白，却简单有效。
而为了让其余贵族不至于太反对询政院这个古怪的存在，在询政院的规矩上，墨家放出的风声也退让了许多，贵族们并非不能接受。
比如君子院有对庶民院提议的否决权，这是贵族的底线，也是不至于胎死腹中的保证。
只是贵族的君子院和平民的庶民院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时间一久，必然会出现最为怪异的局面：
君子院动用否决权，否决掉了庶民院关于取消君子院否决权的提议……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学习成长了许多年的商丘民众就会怀疑规矩本身的神圣性。是立新的规矩？还是因为规矩本身神圣所以遵守规矩所带来的结果？
这不是此时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且也不是民众应该先想到的问题，这应该交给询政院出现后被吸引而来的诸子们来论证。
在议定好询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前三天，一切暗中的、秘密的、妥协的的交换都已经完成。
在战国乱世已经到来、在集权成为各国主流变法的时候，一个看似极度分权和限制君权的宋国必然会是一个异类。
适心想，宋国这样下去，肯定是活不到战国末期的。
但是，谁在意呢？至少，他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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