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三月初的述职政令，被几位土皇帝一般的巡抚一拖再拖，拖到了四月中旬，终于有一位启程来开封了，他是外蒙古巡抚吴襄。
这个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地里称王称霸，见不得阳光之事难免会干一些，敛财私肥那是小菜一碟，枉法霸道的事怕是不少。俗话说：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联省衙门一声召唤就引起了他们的恐慌，他们不敢公然的拒绝，于是就一边找借口拖延，一边紧锣密鼓的商议对策，有的还难免要串联一下。吴襄赴开封，恐怕就是串联的结果。
众所周知，吴襄就是祖大寿的心腹之人、死党，还兼着妹夫的角色。他在外蒙古任上时间还不长，才一年半，外蒙古还驻扎着国防军的一个团，因此，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干多少坏事。
吴襄本人能力有限，历史上他与祖大寿算是近亲了，可从来没有什么作为。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由于吴襄不战而逃，导致全军覆没，被崇祯下狱。此后，他四十岁就开始坐在家里养老了，李自成进北京那年他重新被启用，结果被李自成活捉。这些都说明他能力太弱，俗话说就是个窝囊废。那么去开封探路他就是不二的人选了，这就是吴襄打头阵的原因。
吴襄赴开封选择的路线也很有意思，他带着他儿子吴三桂从乌尔格（乌兰巴托）出发直奔热河（承德），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他总要见一见大舅哥祖大寿，讨一些主意。从热河出来他奔了北京！这可就出奇了。从路程看，途径北京的确是捷径，可是那是朝廷的地盘，并且是陪都，他是联省属下的巡抚、大员，就不怕出意外？就不怕联省猜忌？
不知道是缺心眼，还是有意为之，反正他进了北京城。
理由倒是有一点，吴襄的家还在北京城里，家人亲友众多，该不是为了衣锦还乡吧？
北京城处于和平环境，城里的官府也没有得到通知，吴襄自然也不会打招呼，一队马车和马队就进了京城，守门的那里会知道他是谁？旗帜是有的，可是联省的旗帜与官府的习惯略有不同，除了一个大大的“吴”字，他们不好辨认，吴襄的兵弁又不是国防军的打扮，与官军没有什么两样，进北京城时士兵都是徒手的，军器都收起来了，哪能亮着刀枪进入北京城呢？站岗的只能猜到是一位吴姓的大官，北京城里的官员多了去了，姓吴的大官也不稀罕。光天化日之下，吴襄就进了北京城。
直到第二天，吴襄还在自己的府上摆酒宴客，顺天府衙门才知道来了不速之客。
北京城周围的一圈地盘就是顺天府，比现代之北京市的辖区大得多。北京城里的治安就归顺天府衙门管。
情况太特殊，顺天府不敢造次，逐级上报，陪都小朝廷就知道了，于是北京城里就乱作了一团，城防立即加强，出入人等严加盘查，京营的精锐部队也上了城墙。
小朝廷的官员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应对？见面还是装糊涂？见了面说什么？吴襄也是太过分，居然把小朝廷当空气一般，全然不放在眼里！太过分！要不要斥责？
朝廷也是知道的，外蒙古属于联省，又不完全属于联省，关系特殊。
思来想去的就找到了折中的办法，让兵部尚书张凤翼派人招吴襄到兵部会面。
张凤翼从崇祯五年起就是兵部尚书，去年年初崇祯南迁时借故留下了兵部和户部两位尚书，结果这二位就彻底被留了下来。
兵部的事务与蒙古各部都有关系，算是勉强靠的上边。但是尚书的官衔大，品级高，吴襄的巡抚没有加兵部的衔，品级低，这就不能登府拜访了，只能是召见。
吴襄真是没事找事，搞出了这么一场闹剧。
吴襄也不惧怕，还真的去了，两人见面不过是敷衍，也没有正事。说道为何到北京城？也不打个招呼？吴襄则推说到开封商谈税务军饷之事，途径北京纯属探亲，是私人家事，不便打搅。
他到开封，税务军饷的确要谈，述职的话可是没有对张凤翼说。短短的几句话，吴襄就告辞了。
吴襄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其实这是他儿子吴三桂的主意，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吴襄的安全！他就是满世界的嚷嚷，让天下人都知道，“吴襄到开封啦！”联省如果要处置他，天下人都知道！让联省衙门有所顾忌。
众人都知道吴襄缺心眼，做事莽撞，于是将错就错，今天就“莽撞”一把！
吴襄笨，他儿子吴三桂不笨！
吴襄父子离开北京城一路向南经石门（石家庄）进入河南安阳，过黄河隧道到达开封。他们在黄河隧道处还停下来，仔细的游览一番，也是赞叹不已。此时是四月底，隧道正在做临时通行的准备，车辆已经可以通行，尚未正式的开通。吴襄是封疆大吏，他的要求还是要特别的关照，从而成了第一个因公赶路通过黄河隧道的大员。
作为述职的官员首先要到吏部报道，接受日程安排，然后就是各部的询问和指示，六部几乎都要走一遍，有的还要反复多次。
兵部就对于外蒙古的官军数量提出了要求：吴襄报出的数字是五万六千人，兵部要求裁剪军队数量，外蒙古人口少，按人口比例，降到两万五千人，并且按照两万五千人核实粮饷，这等于裁剪了六成的部队。同时兵部还要求外蒙古拿出一万人的兵力调动到南部边界，允许小规模的骚扰行动，向绥远、察哈尔蒙古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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