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又有人从刚被关上门的书房里走了出来。也许是连夜的奔波，谢轩叔沉凝的脸上挂着显而易见的疲惫。他顺着谢添弋的目光往上看，叹了口气，朝我点了点头。
他说，“闻彦，来一下书房。”
老实说，相比于昨日的冲击，傍晚的谈话对我而言更像是完成每个人内心救赎的过场。
2002年的某一天，两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了绍兴的小县城。当时，谁也不知道在香港的某座摩天大楼，一名瘸腿的男人正出于要挟的动机暗中谋划诡计。他买通了参加葬礼的普通人家，暗中锁定了其中一人的去处。然而，在那个约定的公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狩猎者在一堆游戏的孩童中意外的混淆了其中两名个头相仿的小孩。
那其中一名，便是我。
如果那天，我没有因为讨好谢添弋而顺从地按照指令在捉迷藏里老老实实地闭上眼睛。
如果那天，谢添弋没有为了摆脱我而编造捉迷藏的理由。
如果那天，他没有在成功戏耍了我后急不可耐地离开公园。
很可惜，如果，只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假设。
谈话的结束，谢轩叔欲言又止。但他把那个说话的机会留给了我，问我是否还有问题要问他。
我在座位上想了好久，久到我似乎可以用那漫长的时间完成对于生命和存在的思考。我摇了摇头，表示他的解释完全令人信服。
然后，我走到门口，门把向下欲和他道别。
我说，“叔，那我先出去了。”
“好。”他浓眉紧锁朝我颔首。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懒于提问的毛病致使他脸上仍愁云密布。为了凸显这场谈话在排解和开导上发挥的伟大作用，我把露出缝隙的门又重新阖上。
我说，“叔，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谢轩叔的眉头舒展开来，转而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
我认真地想了想。我保证，那绝对仅仅只出于我个人的疑惑。我问道，“如果没有那场车祸。您是不是不会收养我？”
当我从书房出来后，我突然感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已变得不太重要。就好像，无论你身在门外还是门内，仅仅是一墙之隔，地处纽约的事实依旧没有改变。
我怅然若失地沿着楼梯往自己的卧室走。走到一半，突然警惕地反省自己的用词。我们分明已开诚布公，我们谁也无需对这场阴差阳错的意外负责。而我们又为何，为生命中注定悄然溜走的遗憾而怅惘。
我回到卧室，背过身时谢添弋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我不知道他在我的房间等了多久，但无论如何，他毫无预兆的靠近都把我吓得不轻。我背靠着门退了两步，恰好带着门锁“吧嗒”落下。
“哥。”谢添弋低声叫我。
我惶恐地直起身往别处走，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嘉贤阿姨无从适应的笑容。原来加之于身的勉强也不一定能成为客体的解脱。
谢添弋眼疾手快地拉住我。那是他受伤的手，纱布一圈一圈绕过虎口遮住了伤痕。
“好点没有。”我不着痕迹地推开他，看起来就像在关心他的伤势。
他漆黑的双眸沉沉地看着我，半晌，才答非所问地凑近我。
“对不起。”谢添弋说。
我低头看了眼他垂在身侧的手臂，有些无可奈何。但既然无人问责的结论已板上钉钉，我不想显得自己过于感情用事。我客观地告诉他，“你不需要道歉。”
谢添弋的表情表明了他笃定我在撒谎。他抓着我的手，似乎在等我吐露真言。我徒劳地挣了挣手臂，渐渐有些束手无策的烦躁。
我向他保证，“你不需要道歉，除了大伯，没有人需要为这件事负责。”到此，我舒了口气，仿佛也在宽慰自己。我慢慢把视线落回谢添弋身上，也亲眼见证着撕裂的伤口在无法愈合地生长。
我说，“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从来没去过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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