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古代的契约，只规定利润分配，而不规定债务分配，因为契约对于古人而言，只是合作的起点，是没有终点的，通俗一点的说，大家合作的好，那就继续合作，合作不愉快，那就不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契约都非常短，不像后世的契约，会写明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意外，这债务该由谁来承担。
如果发生纠纷，官府是可以不理会，也很难去理会，因为没有明确的债务明细，律法中也没有这么写规定。
但在京城，汴京律师事务所的新契约已经加上了债务分配的条例。
但那也属于民间事务，官府并没有规定你这么写，因为当时张斐不是大庭长，他只是一个珥笔。
而如今皇庭要求写明债务问题，官府就是要干预，给判决带来依据。
张斐点点头道：“你说得不错，本庭长要求写明债务承担，就是为皇庭强制执行赔偿，提供依据。”
院外立刻响起一阵哗然声。
虽然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出哗然之声，也许是被双方争论感染，就觉得这很可怕。
苏辙道：“但是这违反了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原则。”
他为什么纠结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主张，是限制官府的权力，这也是保守派一向的主张，更倾向于道家无为而治，民间有民间习俗，官府就不应该过多干预。
一旦官府有强制执行的权力，那官府就有侵占百姓权益的理由。
这其实跟反对王安石主张，是一个道理。
王安石说得很有道理，司马光也不是不认同王安石的道理，他反对的是王安石借新法扩大的官府的权力。
但你都做不到依法收税，你能做到依法放贷。
收个税，各种支移、折算，你放贷不得七出十八归，你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这谁能玩得过你。
苏辙也是担忧这一点，你一旦强制执行，那你的人就能冲到百姓家去，收刮一切。
“这并不违反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原则。”
张斐摇摇头，道：“反倒是苏检察长这番言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苏辙问道：“张庭长此话怎讲？”
张斐道：“敢问苏检察长，任依私契，官不为理这个原则，是严格规定，官府不应受理任何契约的纠纷吗？”
苏辙摇摇头：“那倒也不是。”
张斐笑道：“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官府是受理契约纠纷的权力，可见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原则，并非是要求官府不予受理任何契约纠纷，而是给予官府不予受理的权力，但里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官员，要依照契约来判定是非对错，而不是由政法来判定是否对错。”
旁边一个士大夫忍不住问道：“这二者有区别吗？”
“有。”
张斐破天荒应了一声，又解释道：“律法是基于道德，追求公平正义的，而契约是追求利益的，假设两个商人签订一份契约，但可惜合作失败，如果履行契约的话，那么一方可能会倾家荡产，甚至于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该如何判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只要符合自由、平等、公平的契约原则，就应该根据契约执行。”
又有一人道：“那岂不是说，这利益要高于道德？”
张斐反问道：“诚信属不属于道德？”
那人一时语塞。
苏辙是眉头紧锁，他料想到这一场官司，自己可能不会赢，但张斐对于律例的解释，还是令他有一种挫败感。
经过张斐这么一解释，契约反倒是高于律法，至少是等同于律法。
但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
任依私契，这上半句，赋予私契极大的约束力。官为不理，只能说明官员可以不受理，但不是说官员不能受理，这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那么一旦官员受理，就还是要任依私契，那么契约就是等同于律法。
这是苏辙没有想到过的。
张斐又笑道：“其实上一场官司，就已经证明一点，那就是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么违反契约，是等同于违法，皇庭当然有权处理任何违法的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私契在不违背契约原则的情况下，是要等同于律法的，因为私契对于律法而言，是一种对民间约束的补充。”
这后半句是非常关键，任依私契，原则上就是对律法的一种补充，朝廷也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对律法的一种补充，自然也就是等同于律法，这是契约原则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论点，这为皇庭将来处理契约纠纷时，提供强大的支持。
苏辙一怔，不禁傻眼了。
观审的范镇，也是眉头一皱，心道，真是好狡猾的张庭长。
古代的私契，只是两个人的私契，是否法律效力，这个，其实不好说，但官府通常还是偏向于不具有法律效力，就只是两个人的关系，那么官府就不需要介入。
只不过上回税务司告状，告得是地契，而地契可是一种非常特殊契约，因为这份契约将决定税收归属，如果地契不具备法律效应，那这地就可能不是你的，官府就可以收回来，亦或者要求还给卖方。
范镇打官司，就解释为，地税是属于政法，而白契是属于两个人交易，这个交易是有效的，政法是无权否定这个交易是否有效，官府必须给予承认地契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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