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这时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应该集体补补逻辑课。北大现在正准备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宋骁飞说:“蔡校长说得对。不过中国人的思维矛盾,也正符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现实。语言和观念性的东西,本来就只是描述现实的工具。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总是颠三倒四的。这是全民族的失败,我们必须有新的文化,真正把中国人的心灵提高到理性水准,这样才能跟世界对话,不至于愚蠢到再拿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去抵挡洋人的洋枪洋炮。
很少有传统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你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不是你贴标签,就可以随意踩在脚下的小猫小狗。不是你喊几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你就思想比别人先进,你就成了正义的化身,就可以打倒批臭甚至消灭别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暴力泛滥,血流成河。这种事情。发生在十字军的东征,发生在1793年的法国。翻开历史,多少青年人为一些时髦的概念白白牺牲了性命。不少知识分子自己也因此丢了性命。这是全人类的悲哀。无怪乎,有哲人感叹:人类最大的敌人,乃是同类!所以,观念的毒药,只有宽容能解。只有实践才能解。
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一致的宗教信仰,这为不同的声音,多元的文化奠定了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现在在某些知识分子眼里,却变成‘中国人没信仰,思想太乱了’。
还有,文人当政是中国的传统,但是这是个坏传统。文学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值得赞赏。但是,文学是情感的文学,是巫医哲学的变种。真正的写作,无非就是我笔写我心,写些个人的见闻、体验和思考。并不能找到宇宙的真理,或者人生的意义。再高一点层次,不过是让个体的尊严和灵魂浮出水面,沐浴阳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人真是把天下的牛屁股都吹得性无能了,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大多是法律常识和逻辑能力考查,不要迂腐或头脑发热的文人。
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希望十全十美,希望有天堂。但恰恰忽略了‘最好的人间’。很多人认为现行体制没有效率,这是极其错误的。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分析,现行体制是最有效率的,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新时代呼唤新的知识分子。当你的思维,与时代发生矛盾时,需要调整自己,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怨社会,或者躲到书房里,把头像鸵鸟一样埋进故纸堆,把一心想象的黑暗,当成全世界的黑暗;把一己想象的痛苦,当成是全世界的痛苦;把一己想象的不自由,当成全人类的不自由。想象的痛苦,会比真正的痛苦更可怕,因为无法停止和消除;想象的黑暗,会比任何真正的黑暗更黑暗,因为永远见不到阳光。想象的问题,会比任何现实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因为根本不存在。”
鲁迅问:“现在搞工商立国、市场经济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人两眼只盯着钱看,什么都是为了钱,没文化,我很痛苦。”
宋骁飞回答说:“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工业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服务换服务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为别人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合理合法赚钱,是市场经济最高的道德,也是最大的文化。
我到美国访问,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汽车公司,可乐公司,每次参观完,都很感慨,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让人惊叹,工业文明,哪一个螺丝,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工业文明,还真不是一群道德家和文学家能创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真正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很少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补上商业伦理的短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现在没有文化追求,大家都只忙着挣钱,认为挣钱跟精神追求水火不容。这跟传统的‘无商不奸’思维一脉相承。其实美国人当年也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但是,之后的两百年,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了:在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比任何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抽象的文化更有生命力。商业伦理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契约精神,等价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背后的精神,就是为别人服务,背后就是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喜欢根据想象,去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而一个人要走向成熟,必须扯破这道藩篱。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哪一种外来的文化,能取代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历史上,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元代蒙古和满清的文化,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系列人的观念、习俗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产物。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后,都不敢轻易改变日本的文化。现在和平时期,更不可能有谁能改变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要正视现实,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哪些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哪些是不适应的。一群最没文化的商人建立了美国,成了很多人向往的人间天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革新自己,拥抱世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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