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郭炜将各部监军召至广政殿，特别强调了监军在执行军纪方面的权威性和军纪的严格性，并且三令五申，行营所至之处，不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丘发坟、剪伐桑柘，违者定以军法从事。
尤其是郭炜还记得，在他所知的那一段历史中，赵匡胤太放纵手下将领和禁军了，因为出兵人数不能太多，两路大军的总兵力根本就比不过蜀国的总兵力，所以为了激励士气，他在战前就声言自己的目的只在于土地，许诺凡是攻下的城寨，官府只封存其中的军器甲仗和粮草，其余钱帛一律分给战士。
这样的许诺，或许本意是很好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两军相逢勇者胜嘛，如此推理下去，赏得越重就胜得越辉煌嘛，这样就可以迅速地结束战争嘛，然则这个许诺的精神就和严肃军纪完全矛盾了。
重赏并非不可取，但是赏赐必须由上而出，必须是在统一记功之后再由郭炜下令颁发，即便最后从后蜀的府库里面抢来的钱帛都作为赏赐发下去了，最终的结果和事先的许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许诺都是非常不明智的。
如果记功、赏赐都统一进行，赏赐在战后颁发，再加上监军严格执法，那么将士们作战时就只需要安心作战，打下来的府库也会配合着接收城市的官员封存，然后就只要待在军营中安心地等待着赏赐就够了。
如果事先就许诺府库中的钱帛一律分下去，那么首先，将士们在作战的时候就会尽想着敌人的府库了，这样固然能够激起非凡的勇气，但是同时也会扰乱了军心，动摇了军纪；其次，因为谁抢了谁得，各支部队之间就不光是在作战中争功了，甚至会不在意作战争功，而是很有可能在战后去直接争抢府库钱帛，这样的话军纪可就彻底没法看了；最后，一旦允许将士们自取赏赐，监军就难以严控其随身物品，那谁还能够保证他们只抢府库而不去抢民财，没有了严格监督就连杀良冒功都能干的军队，还会在乎抢一抢民间？
光是抢府库的话，那还可以说抢的是孟昶，与蜀人无关，只要不引起其他后果，那也就罢了。但是军队要是抢起了蜀地民间，这一乱抢还得了？这样的话，蜀地的民心将如何收拾？
军队不应该是土匪，军功、赏赐和钱财之间可以挂钩，但是必须有组织地进行，有组织地去抢，有组织地去分，而且分多分少得看军功而不是谁抢得多，得由朝廷、皇帝分下去而不是谁抢到谁有。
如果任由军队自己去抢，自己去拿那份赏赐，军队就会变成土匪，而且各支部队之间还会因为分赃不均发生各种矛盾冲突，短期和长期的恶果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短期内，军队成为土匪，从抢府库很自然地就会扩展到抢当地百姓，而荼毒当地百姓必然使得新占领区离心，这种民间的不满如果有心怀不满的降军参与，甚至有因为分赃不均而作乱的本军参与，本来顺顺利利打下来的地盘很有可能就是叛乱蜂起，禁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就会被拖住。
而从长期来看，军队成为土匪，而且抢的是富庶的蜀地，那么从高平之战以后开始的整军之路就可能毁于一旦，军队作战就会不满足于战后基本的论功行赏，将来就会发展到开一下弓、发一下铳、挥一下刀矛就要立即见到赏钱，否则就罢工……哦，罢战。
总之，即便郭炜知道有些人喜欢将战争简化为“抢钱、抢粮、抢娘们”，他也不能允许这种简化，或许战功卓著者最终确实是“钱多、粮多、娘们多”，那也必须转好几道手，让郭炜授权来发。
军队的长远建设，远比这场伐蜀之战打得有多快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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