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皇太子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李芳远在心中暗暗发狠，面上却愈发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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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元询在北京城过了冬至、正旦，因有要务，不能赶回南京，反倒让天子又遣了一批人来此处慰问他，又替他补上了一些人手。
祁元询前世记忆中，这北京便是最紧要的京城了，同时代的南京，反倒渐受冷落。
他自幼长在南京，习惯了南方的环境，倒不觉得北京这“故土”有多难以忘怀。
反倒是成年后头一回在北京生活，对环境更加不适应。
要是天子日后真的将京城彻底从陪都升为都城，将南京降格，祁元询怕是也还是更喜欢南京多一点。
要不怎么说江南之地吸引人呢，从战略上来说，祁元询是知道定都北方在各个方面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对南京的留恋，却让他难以割舍了。
咳，当然，这里面也未必没有北京这个选址并非上佳的缘故。
此地固然是天子藩府，也是前朝大都，但是，距离边塞极近，天子守国门听着好听，给国内其他地区造成的压力可是很大的。
若本朝如同前朝一般，也是草原游牧之族，那疆域更为广阔，此地反倒正好处于疆域之中，便于统治。
但本朝是中原民族，在没有足够广阔的疆域保护的情况下，燕京固然是雄关，却也有孤悬之危。
光是祁元询这个太子在此，供养超出亲王半格的待遇，便需要漕运的支持了。
若是国朝的重心正式往北移，那么漕运之重，就会更加地被凸显出来。
漕运耗费，苦的还是百姓。
祁元询是不愿意轻易动弹的，然而皇太子却知道，国朝必须要迁都，且重心必须要往北移。
军事、政治，北地士子如何归心、如何维系国朝在被前朝统治最严固的北地的统治，各方面的考量，都注定国朝得将重心迁往北方。
没有了北京，还有秦府，那里代表的是古朝旧都长安。
选了长安，运输还是得靠漕运，只不过在地利方面，比燕京的地理位置要安全一点罢了。
国朝宗藩制度变革，边地的防卫，不能只靠藩王，天子定是要将兵权收回来的。
如此便需要京中及时地对边境，尤其是辽地等处做出反应，既然如此，倒不如选择已经成体系且更能掌握的今上旧藩所在。
左右祁元询待在京中，只读书也没用，天子便令太子上手一些从前他为藩王时要处理的庶务。
只不过是因为游历偶过北京，又因事停留，现在却有了天子、太子两京治事的雏形。
这样在后面几代天子中已成惯例的安排，乃是后话，且先不论。
只说这日朝鲜终于又派特使前来，说的却不是世子能否在南京留读之事，也不是之前将大周的火气拱得不行的争议地的事，而是朝鲜国王李旦病重，令世子李芳远监国，又准备退位的事宜。
世子监国了，眼见着老国王咽气之后他便要登基，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来大周读书。
原本争议的内容，现今便只剩下了争议之地这一项，朝鲜那边也很快搁置下来，服软了。
对他们来说，现在要紧的，便是请上国加恩。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因为光幕有预言李芳远有杀弟逼宫之事这样的前科，国中对朝鲜的托词皆是不以为然的。
只是静观其行事。
好在李芳远还知道为自己保留几分颜面——好歹是大周亲册，何必专门走野路子坏自己名声——陈情说显妃康氏逝后，其父李旦悲不自胜，也病倒了。芳硕年幼，不堪大任，又以芳远为大周所册、昆弟共推、朝野咸望，才让他做了朝鲜的监国世子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他都是清白的。
至于原世子李芳硕与其兄李芳藩如何，李芳远没说，大周这边也默契地没问。
上皇愿不愿意管这件事先不说，今上嘛，却不一定看得上因爱受封的原世子，起码在身世相类上，李芳远是有加分的。
处理首尾又过了两个月，乾圣二年二月，祁元询才准备启程回京。
长久没有更新的光幕，终于在他临行前，送了他一份独特的临行礼物：
“（乾圣元年）十一月，时仁庙为太子，居北京，受命署理朝鲜事。朝鲜国李旦，前言请立世子而后改，其善变至此。
仁庙以其五子芳远有定鼎之功，昆弟乐推、朝野咸望而称之。旦不听。
……
闻朝鲜事，（仁宗）顾谓左右曰：长幼不分，有功不立，此李旦取祸之道也。
是故太上皇定鼎，便立嫡长，此乃父子相亲、兄弟相睦之正道矣！
归后，作《图说》以教子，尤称太&祖之训。”
────《国初史料小记》
背后说人话还被文人记在了笔记之中，祁元询很尴尬，尤其是流传出去又经过文人再加工的史料，毕竟还是有些夸张的，看到上面的记载，祁元询真的很想说：不是我，我没有，别瞎说！
有些事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他和周围的东宫属官们怎么会把这件事说破呢？
后世就算站在上帝视角上开挂，也不要假托他的名义啊！
后世人写的时候很开心，现在他这个当事人看到记载却很尴尬。
这让和朝鲜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大周，怎么给对方留个体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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