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二十七年四月初一，天子享太庙，诏立皇四子赵王为皇太子，三日后，立赵王妃为皇太子妃。
因皇太子册立，天子诏开恩科。
而这次恩科，又与先人之例不同。
恩科，源自于赵宋之世，乃赵宋天子许举人年高而屡经省试或殿试落第者，遇皇帝亲试时，可别立名册呈奏，特许附试，称为特奏名。
特奏名者，本就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仍落第的，皇帝怜悯，许其别立名册，一般特奏名后皆能得中，是为皇恩浩荡，是以特奏名便又称恩科。
又有天子直接赐屡试落第之举人出身的，也为恩科。
此例援引至今，自赵宋至前朝，此前言“恩科”，皆指的是特奏名或赐出身。
然而此番“恩科”，却是天子欲在寻常例试外，以皇太子册立此大喜之事为由，特别开科考试。
宣武二十七年是甲戌年，本科乃甲戌科，甲戌科一应进士、同进士人选皆已在三月出炉，若要以先人为例特奏名，时间上便已经来不及了。
然而在正常科举之外，另外新开一科，是前所未有的，免不了激起议论。
当然了，没有人说圣上此举不好的，都在颂扬圣上不愧是万世之圣主，广播恩德，令天下士子得与天家共庆。
也因此事，作为由头的新立皇太子，也得到了天下士人的好印象。
自然，有欢喜的，也有不悦的。
废太孙祁元詝就很不欢喜，懿文太子一脉诸王也不甚开怀。
天子开创国朝，建元宣武的那一年，正月便封了嫡长子作太子。
因宣武元年时，原朝尚未离开中原，仍据有大都，天下未定，天子便未曾开科考试。
一直到宣武四年，才进行了开国第一科。
宣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逝，祁元詝受封皇太孙，那一年也没什么特殊的庆祝活动，更不用说开恩科了。
如此特殊对待，很难让祁元詝的心情好起来。
按照祁元詝对宣武帝的了解，他是不会轻易做出加开恩科这种前代无有先例的事的，那么，到底是谁进言让天子加恩科，还得到了天子的应允，这就很重要了。
天子所下开恩科之旨，本就未曾掩饰，很快，朝野就知晓了进言之人的身份。
赵王世子、今皇太子嫡长子祁元询。
知晓进言者乃皇第四孙祁元询后，新立东宫在天下士人那里的存在感，陡然便高了起来。
懿文太子、废太孙父子二人在天子的刻意引领下，声名传扬多年，士庶之人，多闻其名。
与此相对，如秦王、晋王、赵王这等年长皇子，本就与懿文太子年龄相近，天子在培养这些儿子的同时，也很注意，不会轻易让其收拢文人之心。
这就导致了新太子在文人群体间的存在感实在是不高。
再有之前的迁都之议，文人之中占据很大话语权的南人，很难对这位主要根基在北地的藩王有好感。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祁元询与宣武帝，出门随便闲逛一下，便能听到议论的人口出不逊直言的原因。
可是现在，在开了恩科之后，新太子在士人群体里的好感度，陡然上升。
这一回的恩科，自院试开始，乡试、会试，都会举行。
经由本年之后的院试、乡试，便会诞生出一批的秀才、举人——因前头的科举已中举了一批人，这一回，年龄恰好达标，上一科有所不足的人，被录取的概率也会大得多——再加上之后的会试，鲤鱼跃龙门的机遇近在眼前。
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是希望能够中举的。
便是学识不足，临场发挥得好，恰好碰上学过的类似考题的，也未必不能得中。
是以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机会足够，自己便有希望。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架不住这么想的人多。
所以对于每个有心参加科举的读书人来说，多一次机会，当然是件好事。
作为开恩科由头的新晋皇太子得到的好处很多，但是皇太子的嫡长子、原赵王世子祁元询，得到的好处也不少。
或许说，作为恩科这一说法的提倡者，记住他的人比感念的皇太子的人还多不少。
祁元询大出风头——这或许也是天子故意为之，否则的话，天子在下旨之前采纳了何人的意见，他人根本不会知晓——而太子也不差。
无可否认，在得到天子的属意的过程中，太子多有仰赖光幕预言的助力，秦、晋二王的主动退让与祁元询在天子心中的地位提高，都对他有很大帮助。
可是，太子本身就是未来的一代雄主，若说他是个事事仰赖他人的庸人，那简直是笑话。
受封后，太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两位兄长与懿文太子的长子、嫡子请加封。
不管天子允不允，这个态度他都要表。
而且从情理方面来说，天子不允许的可能性很低。
偏生这份奏章竟被天子留中不发了。
朝野物议纷纷，新太子又不是个不能容人的，天子又一向对子孙爱重，何以如此行事？
议了没两日，结果倒是出来了。
四月中，天子颁布新版《祖训录》，内中诸王、宗室待遇条款大幅度改革。
也不知是否是为了下次再度更改内中条款作预备，上次颁布《祖训录》时的永示子孙、万世不易等语此番皆未言说。
反倒是模糊地允许了子孙修订其中的个别条款，以便“世易时移”之时契合朝局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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