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哈利·普鲁登斯在牛津的最后一年乏善可陈。那些一开始让他感到兴奋的事物——赛艇周、晨雾里的钟声、穿着传统黑色长袍的学生——都成了习以为常的背景。大部分学生去向已定：白厅，法院，西敏斯特，军情六处，家族产业。其余的，比如哈利，拿着推荐信四处碰运气。
1955年六月，他和亚历克斯从康沃尔出发，坐渡轮去圣马洛，在那里过了一个湿冷又烦躁的假期。哈利的心思都在《邮报》的工作上，忐忑不安。主编说八月末或者九月初就会告知哈利他们的决定，没有什么比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更能毁掉一个夏天的了。因为下雨，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那是个顶楼客房，木板在风雨的抽打下痛苦地叽嘎作响。窗外，海鸥聚集在倾斜的屋顶上，扇着翅膀互相恫吓，争抢稀缺的栖息空间，吵闹不堪。两周之后，终于得以乘船离开布列塔尼半岛时，哈利不由得松了口气。
《邮报》还没到九月就做出了决定，雇佣了哈利，在烟雾弥漫的大办公室里分给他一张桌子，但哈利并没有在那里待很久，三个月之后就因为院长的引荐去了《视点》报社，为园艺栏目写写赞美新品种水仙的短文，不久之后开始跑本地新闻，带着好脾气的摄影师四处追逐警察，捡拾凶杀案和窃案的面包屑。
亚历克斯和他仍然住在杜松街55号的小公寓里，亚历克斯现在把多余的那间卧室用作书房，把打字机和一摞一摞的书搬进去，整天呆在里面，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凌晨才到床上来。哈利往往也没睡，在台灯下赶明天的稿子，亚历克斯凑过去吻他的耳朵，越过哈利的肩膀偷窥他的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下班时间是五点。”
“理论上是五点。”哈利心不在焉地回答，敲下一个逗号，“但是这位贝克先生决定晚上十一点用酒瓶碎片刺死债主，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可怜的普鲁登斯先生想要茶吗？”
“想，谢谢。”
亚历克斯到厨房去了，哈利听见水沸腾的呼啸声，然后是瓷器轻轻碰撞的叮当声，亚历克斯轻手轻脚地回来，关上门，把茶杯放到哈利手边，自己坐到桌子上，随手拿起一张稿纸，看了起来。
“我不明白你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把它想象成翻译。”哈利抽出写满的纸，换上一张空白的，“只是你处理的不是语言，而是人类的行为，最好的和最坏的，报纸实际上控制了你对世界的感知，而记者控制了报纸，这么说能打动你吗？”
“寡头大财团控制了报纸，而且报纸没有创造空间。”
“我们都知道谁是我们两个之中最有创造力的那一个。”
“你的奉承技巧仍然没有改进，普鲁登斯先生。”
“但很有效？”
“但很有效。”
哈利对着打字机键盘微笑：“去睡吧，亚历克斯。”
如果发挥一点事后聪明的话，人们可能会说，要不是《视点》的驻外记者在格勒诺布尔的滑雪场上摔伤并落下永久疾患，而且精通德文的副主编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哈利余生的故事是不会偏离杜松街55号的，他不会得到新的工作机会，不会在回家路上买一瓶红酒，也不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亚历克斯自己要到欧洲大陆去。
“卢瓦索先生的反应是什么？”记者问。
“他也很高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问我这是长期还是暂时的，需要离开多久，我说我还不知道，那是真的，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他回答，去吧，水手，我会在这里等着的。我记得我的出发日期，1957年1月23日，坐的不是飞机，而是渡轮，伦敦到加莱，从那里转乘慢悠悠的火车，中途停下来通过检查站，又换一班车，这才辗转到波恩。我在欧洲大陆没有固定住所，被主编的电报牵着鼻子四处跑，亚历克斯的信只能寄到报社的波恩分部，积压在那里。”
普鲁登斯抽出一个用打字机打好地址的信封，是寄给“H·普鲁登斯先生”的，每个字母都是大写，也许是寄信人懒得转换，信本身是手写的，用的是深蓝色墨水。
“哈利，
这是你被欧洲吞噬的第五个月，也许你在单枪匹马地阻止核战争，这才能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回信。我很好，谢谢，虽然你没有问。
在《视点》上看到了你6月20日发表的社论，关于北约对华约政策的那一篇，如此严肃而强硬，既像你，又不像你。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其他人看到的普鲁登斯先生，不同于我的哈利。很遗憾你和《外交家》期刊苛刻的莱文先生陷入纸上骂战，莱文先生是个真正的战争贩子，你们彬彬有礼的交锋在过去一个月里为我提供了可观的娱乐。
至于我，我尽量在十一点前起床，吃足够维持生命的东西，远离酒精，尽管不一定成功。坐到写字台前，对付我脑中喧闹不堪的对话和未经整理的段落。家里太安静了，因此最近几天我作出了一些改变，到“海雀与三叉戟”去工作，非常有效，小酒馆的吵闹平衡了我脑海里数十个角色的声音，他们从来不肯闭嘴。酒保同意把靠近窗户的桌子留给我，当然，条件是必须至少付两杯黑啤酒的价钱。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进门靠右，楼梯下面，我能听见其他人的谈话声，但他们除非仔细观察，否则很难看见我，巴掌大的小窗户能看到荒芜的花园。哈利，又一批年轻学生聚集在这里，像可爱的麻雀，酒馆二楼的鬼故事又把他们吓住了，没有人敢靠近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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