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微弱的铃声从房子深处传来。
“午饭。”普鲁登斯向记者解释，“听起来就像寄宿学校里用的那种铃，不是吗？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许多年没听过这种声音了。我必须邀请你一起吃午饭了，里弗斯先生，最近的餐厅在二十多公里之外，来回一趟很不划算。虽然这里的厨房偶尔也会做出可怕的千层面，但蘑菇黑麦煎饼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些信？”
“可以留在这里。”
记者带走了录音笔。两人穿过漆成灰绿色的曲折过道，走向餐厅。普鲁登斯在前面，而里弗斯，出于礼貌，跟在两步之后。疗养院的餐厅是一个被玻璃包裹的宽敞空间，天晴的时候应该十分宜人，但此刻在风雨拍打下显得非常脆弱，好像随时都会垮塌下来。他们找了一张靠近暖炉的空桌子，等待餐点上桌。
普鲁登斯吃得很少，好像进餐对他来说只剩下符号化的意义，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记者饥肠辘辘——他今天太早出发，而且在冷雨里跋涉了许久——吃下了两份黑麦煎饼，它们确实美味，温热柔软，略微有些脆，裹着用黄油煎过的白蘑菇，洒了一点点盐和黑椒。
餐厅一直很冷清，从头到尾都不超过十个人，大多数是像普鲁登斯这样的长者；一位穿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笑眯眯地盯着记者看了半小时，喊他“亲爱的波里斯”，招手让他过去；照顾她的护士解释说“桑德斯太太从来都是这样的，没人知道波里斯是谁”。还有一个脸色苍白、带着氧气瓶来的中年男人，一边咀嚼黑麦煎饼，一边翻阅一本关于波斯历史的大部头。
咖啡还剩一半的时候，雨停了。一丝晦暗的阳光从云层的裂缝里漏下来，翻涌着的海水从铁青褪成一种易于接近的淡藻绿色。两人返回会客室取了外套，从侧门离开，穿过积水的门廊，踏上被大雨和海浪洗刷过的石滩。风迎面扑来，潮湿，冷冽，染着盐和淤泥的气味，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海草，散发出浓烈的腥味。他们向西南方向走去，因为普鲁登斯记得那边有座灯塔。
“我在康妮家里住到战争结束。”围巾被吹开了，普鲁登斯抓住末端，重新系好，塞进外套里，“那是一个充满婴儿哭声、马铃薯汤和碎布料的世界，他们总共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六个月，我和表兄利亚姆分享一个卧室。康妮姑妈最大的兴趣除了琢磨怎样利用有限的配给食材喂饱五个孩子，就是用各种布片给我们拼凑出衬衫和毛巾。她的丈夫，我的帕克姑父，在造船厂工作，修理驱逐舰——这工作当时是保密的，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普通木工，只是碰巧在码头上班而已。三年之后的春末，许多战舰在港口聚集，每隔几小时就有‘喷火’战斗机轰隆作响地飞过。穿着制服的海军军官一户接一户地敲门，告诫我们留意陌生人，不准随意谈论船只和飞机的动向。不过我们唯一见到的陌生人就是海军基地里的美国兵，非常吵闹，还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但我还是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巧克力曲奇和糖果——巧克力！里弗斯先生，我们至少有四年没尝过这玩意了。夏天过后我们才意识到，集结在那里的船和飞机全都是参与诺曼底登陆的。”
前面出现了一个退潮形成的水坑，六七米长，深及小腿，一只指甲盖那么大的小蟹在他们走近的时候飞快地逃跑，窜到一块卵石下面，消失不见。老人和记者慢吞吞地绕过水坑，石子在鞋底喀嚓作响。灯塔尚未出现在视野之内。
“1946年秋天，父亲回来了。坦白地说我们都非常惊讶，因为所有人都默认他战死在欧洲了。我已经有七年没见过他了，连一封信也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多半也是，只是掩饰得比我好。他想念的是一个把他奉为英雄的八岁男孩，结果回来时见到的却是一个阴郁的青少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送到寄宿学校，而不是离家更近的那家中学。”
“生活似乎一度恢复了‘正常’，相对战时而言。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于是在政府提供的临时落脚处住了半年左右，爸爸重新在银行里找到工作，这才搬出了那个空荡荡的水泥盒子，租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我只有圣诞节才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爸爸一个人在那里。”
“1948年复活节，父亲到学校来看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卷发，穿了一件棕色披肩。爸爸说她的名字叫苏西，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工作，帮了他很多忙。苏西和她的女儿——我的继妹特里莎——已经搬进了我们的公寓里。他们打算夏天结婚，正在物色更大的房子。我对此没有意见，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和我父亲早就住在不同的世界里了。”
“这几年里，你和卢瓦索先生就这样失去联络了吗？”记者问，跳上一块湿滑的礁石。
“他给我写过一两封信，然后就再没有收到了。我回到了伦敦，康妮姑妈和我的表亲们也搬了一次家，没有留下邮寄地址。”
“但你是知道他的地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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