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中，韩琦见谢玉多用耕种治术举例，可想在做知寨这三年，理论和实践结合是这人才。
有推荐谢玉参加制科的意思，和韩琦交流儒学，谢玉目的就是这个。
后世苏轼诺大的名头，除了善诗词外，就是中读书人中的读书人，才能考上的制科。
而参加制科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有重臣推荐。
谢玉知道这次自闹的风波肯定很大，在以自己的年岁，干脆进崇文馆读书，准备制科考试，躲避风波。
见韩琦主动说出制科的事。谢玉也连忙就坡下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有些话，自然是坦诚些好。
韩琦沉寂一下，问：“谢玉，你可想好，如此，你那可封侯的军功就没有了。”
谢玉：“韩帅，爵位我家有，我是文臣，进士科出身的儒家文臣！”
“今借用前朝曹松一诗，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虽是他国百姓，但今下也多后悔，那日之策，万千不想多提，望韩帅见谅！”
韩琦赞叹道：“难得你能有如此心思和感悟，回京后我带你见范大人可为好！”
谢玉行礼：“多谢韩帅，感激不尽！”
韩琦点头满意，朝中以文制武，许多文人都读过几本兵书的，韩琦自然如此！
但在边关几年，韩琦自然明白，读通兵书和真的领兵打仗之间的区别。
领兵打仗真是要看天赋的，以谢玉的年岁，虽不言，但其领兵天赋已经可知，又多以文臣自居，屁股上没问题。
他们也确实需要这种人才，一个制科名额，推荐就推荐，谢玉能真的通过制科考试，那就是“真文臣”了。
入京兆府，永兴军路时，有邸报传来！
北辽大军西进入夏，夏遣使求和，自夏主李元昊自削封号，在送上降表，刺杀和悬赏谢玉人头的事，顿时销声匿迹了。
三国对立，夏弱小，宋庭需要夏牵制北辽，自然不会坐视夏亡。
只能“不计前嫌”了，不但接受夏重新称臣，还赐下岁币岁布。
作为代价，夏向宋重新开放“丝绸之路”，并定下仁宗在位永不犯送的誓言。
而作为北辽推兵的代价，夏送上金银后，宋也是主动提高了对辽的岁币岁布的上限。
在宋看来，给钱解决的问题，比打仗划算太多了。
一时，可能涌起的三国之间战事，顿时又沉寂下来了。
和平和稳定又成了主体。
而谢玉回到汴京城，除了等皇帝召见，基本就闭门不出了，他现在在宋民间可有“人屠”的“美名”了。
而得知自己那个对象杨妙真今年才十四岁，三年起步呀！
谢玉立刻以现在“风头大”，要避风头，暂晚几年再说了。
原身父母也没想到这个老三儿子，如此大的“杀性”，再有那做“人情”的几万军马，还有带回汴京城十多箱黄金。
先听孩子的话吧！
三国之事处理完，仁宗又改国号为“庆历”了。
论功行赏，韩琦被仁宗授枢密副使、范仲淹被授予参知政事。
后韩琦带谢玉拜访范仲淹，谢玉以景佑五年戊寅科学生自居，范仲淹认可了。
认可后，自然要替谢玉“挡灾“。
谢玉的低调，躲风声之策，也得范仲淹的认可。
然后，才带谢玉见仁宗皇帝。
说什么保密，谢玉得授崇文馆五品学士，掌经籍图书，要知道这崇文馆也是宫内秘籍图书校理之处，是一个大型的皇家图书馆。
领导是三品直学士余靖，下面还有七品校书郎，不入正品的书手书伴什么。
总之，很清净，在这里读书自然是最合适的。
而仁宗皇帝之后又添了两个皇子和几个公主。
子嗣颇丰！
然庆历年后，或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宋廷。
欧阳修上书改革，一时朝中沉闷的政治气氛又变的微妙活越起来了。
或许是自己子嗣多了，要为子孙计，在和夏战中，虽先败后“胜”，现在外患已去，让仁宗皇帝多了几分自信。
从庆历元年开始，针对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以范仲淹和富弼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共称条陈十式。
仁宗皇帝拜范仲淹为副相主持改革事宜，至于为什么不是正相，自然是因为正相是三公一个，唯一的“正牌太尉”二十年天下相的吕夷简。
威望太大，动不了。
原身父亲只能说是禁步帅太尉，是一个管步卒的小太尉罢了。
其他的，富弼为参政知事，韩琦为枢密副使，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四谏官。
韩琦私下召谢玉询问“改革”之事，言谈中借用范仲淹与富弼的对话，“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谢玉举了一些例子，历来改革者都是割守旧派的肉，分给大家，而是下场……。
宋制，能重治五代人心丧乱，自然是妥协分配很多资源给豪强和地方势力，今已尾大不掉。
下重手改革，定然会引起巨大反扑，莫不如从吏治入手，温煮青蛙，当今官家身体康健，有长寿之相，子嗣颇多，何必着急！
治大国如烹小鲜，又拿韩富所有仆役“做实验”，验证人性，一时韩琦有些心塞，把谢玉赶回崇文馆，好好读书就是。
而后在韩琦的建议下，改革果然从吏治入手，不那么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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