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文第二天就给名片上的机构打了个电话，他咨询了很多问题，例如需要做些什么，机构的地址，以及对志愿者的要求。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她用甜美的声音轻柔的回复了所有问题。
其实要做的并不难，讲一讲简单的英语语法，纠正发音，布置作业。如果时间紧张可以一周只去两三次，一节课只有两个小时，可以自己选择上午或者下午。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报酬，偶尔会给志愿者发些饼干零食一类作为奖励，但肯定不可能像是在外工作一样按小时计薪。除此以外，他还专门上网查了查，确定这是个合法机构，以防自己上当受骗。
但李逸文反而觉得这或许更好，因为他现在不管去做什么工作也肯定比不上布莱恩，说不定连对方月薪的零头都拿不到。坦白说，他也很怕自己在同布莱恩提出想要工作的要求时会被轻视，“你拿那么一点钱还不如在家待着贡献大。”他几乎都能模拟出布莱恩的语气。
但志愿者不同，他是在做好事，这种东西可不是简单的能用金钱来衡量价值。还有一点，虽然李逸文从没说过，但他其实很怀念以前和朋友们用中文聊天，然后坐在路边吃烧烤的日子。他在结婚的时候想过很多，父母，家庭，孩子；但他从没想过有关祖国的问题。现在他在美国，自由，民主，他过着美国人的生活。但李逸文总感觉自己是漂浮着的，他本身就很缺乏安全感，而这种症状在异国他乡更加严重了，他感觉没有归属感。以前他会想，如果遇上什么问题，他可以和朋友说说；但是大部分朋友在他出国留学之后都断了联系了——因为没有共同语言。
而他在大学期间的美国朋友们，关系好到可以聊私人问题的只有安一个，同样也是留学生，他在刚刚结婚时还和安有联系，后面也渐渐淡了；而剩下的美国同学们，李逸文更倾向于把这种关系定义为一起做个伴，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写作业，附加再说说老师的坏话，但也就止步于此了。李逸文从没和他们说过自己的恋爱问题，自然在休学以后就没有联系了。
因为他们总是很难理解李逸文，虽然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大学里的同一个专业，但他们怎么能知道李逸文作为一个亚裔，一个外国人，坐在一群美国人中间的时候是多么格格不入呢？李逸文总要小心谨慎，不能打架，不能骂人，不能寻衅滋事，要行为规范，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遣返。他永远都乖巧听话，从不主动惹事。而且布莱恩对于中国又那么厌恶，李逸文已经很久没过过春节了，他的春节都是这么过的——他会给妈妈打个电话，如果中午一个人在家就煮点饺子，然后一个人吃完。剩下的时候就是和平常没什么分别的事情了——做家务，做饭（当然是西餐）。
但这个志愿活动也许能让他找到点朋友，跟他一样，说中文，过春节，偶尔会凑在一起说说美国和美国人坏话的朋友。
而李逸文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和布莱恩说，说实话，他不太敢提出要求。可还没等到李逸文打好腹稿同布莱恩商量，对方先一步发现了。
那天是布莱恩在帮李逸文整理要送去干洗的衣服，他把要送洗的衣服挑出来，检查口袋里有没有剩余的零钱，然后叠好放进袋子里。而李逸文在给机构打完电话后就将卡片放回了西装外套里。而布莱恩在整理衣服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
他一开始尽力想要视而不见——这张卡片就和其他衣服口袋里的零钱一样，都是李逸文的东西，他要做到就是把它们拿出来，放到书架上，仅此而已。但他又禁不住感到好奇，还有一点担心：这是谁给李逸文的？卡片背面的中文和电话又是什么？布莱恩甚至想打个电话过去试试，看看对面是什么人。好在他最后还是忍住了，这种行为和一个神经质的控制狂没什么区别。
但布莱恩能做到的仅仅是不打电话而已，他依然很想知道这是什么的名片，以及对方是什么时候拿到的。他在问出这个问题时很注意措辞，为了不吓到李逸文。他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把那张名片拿出来，小心翼翼的问对方这是从哪来的。
李逸文没想到布莱恩会拿到这张名片，他先是沉默了几秒，他很惊讶，也在考虑措辞，最后他选择如实告知。
“这是个志愿者机构，”李逸文说，“教移民英语，都是中国人。背面是介绍人的名字和电话。”
布莱恩点点头，“你有兴趣吗？”
李逸文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还没做好准备和布莱恩讨论这个。可同时他也觉得这似乎是自己最后的机会，所以他鼓起勇气点了点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想去看看。”他说。
他没想到布莱恩轻易就点头了，“我送你去吧，”他继续说，“我问问地址然后送你去。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可以请半天假。”
虽然目的达成但李逸文还是有点不高兴，“好吧”他先这么回答，过了一会又觉得自己应该争取一下，“其实我一个人去也可以。”他说，“你工作太忙会不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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